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则功可强立，名可强成

看完本书，我有几点很深刻的感受：第一，任何人都不能跳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换言之，他的一切语言、行动、思想等等都受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限制。曾国藩也不例外。他从小就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青年点翰林从政，中年适逢洪杨之乱，遂以儒生身份办团练，后又为湘军水陆统帅，驰骋十余年，屡败屡战，终定大局，此等功业比之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更胜一筹，后人誉之为圣人不无道理。晚年又碰上外国列强敲开我国门大肆掠夺，百姓与洋人矛盾重重，各地教案频起，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中，曾国藩为了国家政治稳定的大局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让他担负了“国贼”之名。其实在曾国藩攻下江宁之后，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王闿运等人都暗示过他“东南半壁无主，涤丈岂有意乎”。曾国藩想过改朝换代吗？我觉得他是想过的，但是就像我说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说他迂腐也好，说他忠于自己的理学信仰也罢，他终究没有取清朝而代之，而且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他也就称不上一个理学家了。再言之，当时之中华北有满清，西有回民，南有流寇，东有捻军，如果他再黄袍加身，中华必定是四分五裂之局，遭殃的还是人民。第二，人性这种东西就像一棵树，地面上的树干有多高，枝叶有多向阳，地面下的根系就有多阴深。有多少光明，就有多少黑暗。曾国藩也是人，有其刚强、果决、大度豁达的一面，必有其阴险、犹豫、狭小残忍的一面，只是他的修养足道行深，大多数时候都能将这些阴暗的人性去除掉。第三，书里面还有一个让我感受深刻的人物——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作为湘军拿下天京的首要功臣，基本上伴随着曾国藩经历了平乱的全程，他也是以儒生而任统帅的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大多数时候是在后方运筹帷幄，曾国荃是在一线冲锋陷阵，十多年的沙场征战，见多了袍泽马革裹尸，自己也伤痕累累，方才立下赫赫战功，却在功成名就的人生巅峰激流勇退，告病还乡。不管他告病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但是曾国藩在为他饯行时送给他的一幅对联却将这种怆然的苍凉写得淋漓尽致：千古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名军人，也许只有跟他一样的身份，相似的经历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沧桑。最后兼谈湖南人的精神：霸蛮。此精神流变近可溯之北宋，自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后朱熹与张栻讲学于岳麓书院，学风日盛。湖南自古是南蛮之地，民风剽悍而纯朴，且远离政治经济中心，所以学术文化能在湖南淳化流传，因此湖湘学子受到一种文化熏陶益久，心中便抱定此思想矢志不渝，虽万死而尤未悔。遂在晚清世道崩坏国家存亡之际湖南人才辈出，亘古未有，先有陶澍、魏源，已而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接着谭嗣同、唐才常，又有黄兴、蔡锷、宋教仁，接着是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李立三。虽然这些人前后跨越三个政权，立场不一，但是他们能成为国之脊梁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有一种“霸蛮”的精神。什么是霸蛮？就是人们都说这件事做不了，他偏要做，还要把它做成做好。是“千古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豪迈，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大义，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担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自信！将一个人的头脑武装起来的，不是知识，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精神。知难而进，遇险不退，则功可强立，名可强成。人，是需要霸一点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