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高情商，就是能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
即使百年皇图霸业，也不过转眼云烟，历史之精彩，不能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更多的是人心和人性。
有温度的去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你会发现，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会面临友情的背叛，会遭诬陷无法自清，会驱使良知与功利博弈……
见识了人性的光辉，也目睹了人性之弱点，这样的历史，才是有生命力的历史。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
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知人善用，举凡晚清名臣，基本上都得到过他的知遇之恩，举荐之恩，师授之恩。
“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曾国藩
随着左宗棠地位的迅速上升，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恶化。
首先当然还是用兵方略上的争执。
左宗棠军略上看法确实更有见地，在升任浙江巡抚之后，对曾国藩的兵略批评越来越直言不讳，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对曾国藩的调度拒不从命，对曾国藩的信件，动不动就不予回复。
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更开始表面化了。
二人第一次冲突的导火线是军饷问题。
湘军军饷一直是曾国藩最头疼的问题，因为江西是湘军重要的饷源地，曾国藩保举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没想到沈葆桢想把江西财政收入都留为己用，不再为湘军供饷。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与之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沈葆桢愿意为左氏供饷。
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
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
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
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要求清廷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
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关系解体。
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
清廷见分化政策收到效果，从此更加放手扶植左宗棠的势力，左宗棠功名之顺遂，出乎所有人的想象之外。
曾左二人正式决裂，发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清军攻克天京。曾国藩弟弟曾国荃捷报：幼天王死了，南京城内十万太平军皆被消灭，南京一役，圆满成功。
大清朝廷册封曾国藩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同时册封曾国荃为一等伯，“兄弟二人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然而，曾国荃没有详细调查，南京城破之际，有数千人突围成功，其中就有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他没有兼顾大局和私交，及时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定夺或者有所准备，而是立刻直接奏报朝廷此役除恶未尽，更故意夸大幼天王的影响力，贬损曾氏兄弟的战功。
朝廷勃然大怒，慈禧太后降下严旨，切责曾国藩欺君罔上。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打击，声誉也大大跌落。
因为事情涉及曾国藩的部下和兄弟曾国荃，加上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曾国藩更气愤难平。
轻易不会攻击别人的曾国藩，用难敌的锋芒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
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双方你来我往，攻防不断。
从表面上看，左宗棠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
但是如果考量一下事件发生的时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推动左宗棠做出此事的，是纠结了他一生的“科举清洁”和“瑜亮情结”。
曾国藩愚笨平庸，但因科名顺遂，早早占据了有利地位。
创建湘军这个想法是曾国藩和他共同提出来的，曾国藩最得力的助手塔齐布是他首先发现并推荐给曾国藩的。
左宗棠做好了只手擎天的一切准备，足智多谋，大的战略方针比曾国藩更高明，却因为身无名分，无法充分施展，最终“出身太迟”，追赶曾国藩已来不及。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
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
曾国藩在左宗棠进身之路上，一路扶植提携，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那么，左宗棠是只对曾国藩一人如此，还是对所有朋友也这样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木心先生在《琼美卡随想录》里写到的“友谊的深度，是双方本身具有的深度”作出回答。
左宗棠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缺乏包容，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
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善始善终。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
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
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
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李鸿章更是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
人生五伦，曾国藩几乎没有任何缺憾。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幽默风趣的表示自己口笨心拙骂不过左宗棠，所以不如省心省力。
曾国藩同时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还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
曾国藩达观淡然，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
同治五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西捻军，后又因为西北地区回教起义导致局势动荡不安，左宗棠继续西征。
同治九年，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其辖下的江苏乃西征军重要的饷源地。不可避免的曾左二人也因此有了平生最后一次交集。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曾国藩份内的那份军饷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
而其他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左宗棠真正的感动了，他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
左宗棠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左宗棠执著于“争功”，然而此时的曾国藩，却早看破功名，跻身圣域，以天下为己任，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曾国藩却对左氏之才一直赞不绝口。
“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曾国藩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左宗棠有了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繁忙的军政，他在等待机会，也觉得来日方长。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一对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而曾国藩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其称过晚生。
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左宗棠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儿子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
左宗棠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
但是最后，他服了。心高气傲的左宗棠用了“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 —— 郭嵩焘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
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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