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前几年第一次看觉得有点晦涩，这次再翻出来看，竟然觉得流畅无比，看来这几年啃书是有进步的。
书名叫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一年发生的几件看似平淡的事情，实则是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我的理解，是一种制度之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达了溃败的边缘，即使没有这几件事，也有另外几件事。重点不是事，而是背后的关系。
明朝起采用严格中央集权，施政方针着眼于保护落后经济，维持帝国低效运转。大明帝国实则为一个个乡村的集合，开国的政策限制了经济、金融各项制度发展，这种限制在建国之初，尚未能体现，但随着时间推进，各种矛盾滋生，日渐尖锐，而种种问题背后所牵扯的，都是积重难返的庞大陈旧体制。
黄仁宇先生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缺乏法制使得帝国的文官集团在道德力量下统一而后畸形，使得政权松散、行政人员低能，而后又用各种办法将民众禁锢于愚昧之中，以社会的停滞来适应行政组织的低能。
概而言之，就是明朝落后的管理方式穷途末路了。
对于明朝的制度，尤其是明太祖的开国政策，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孟森先生的《明史讲义》中，认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开国政策是好的，“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后面因为制度渐渐废弛，国家才不行了。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制度，所以国家延续时间和明朝差不多长。孟森先生非常肯定朱元璋的重农思想和施政方针。
明史讲义
孟森
而黄仁宇的观点很明确，“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放到一起，对比一下，我个人还是比较赞同黄仁宇的观点，或者说，我更赞同黄仁宇的角度。
孟森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看上去更加老派一些，实则以“仁”为标准，将朱元璋的行为判定为仁厚爱民，百姓被泽，然后国家发展得好。但判断一个君王能否仅以发心为重要指标呢？判断一个政策好坏，是看一时，还是看长久？是只看一个方面得到了什么，还是同时要看其他方面因此失去了什么？
黄仁宇先生所秉持的，是大历史观。不纠缠一时一事的细枝末节，而是将目光拉到几百年后，再回望从前，以期脉络尽显。看一个政策，也看一个政策的走向；看一种现象，也看一种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原因；看一个人的道德好坏，也看一个人的实际办理事情的能力。一念一时一瞬只是历史的脉络，在现实中的映射。
黄仁宇先生以经济学思维、大历史角度来诠释历史，这种风格使其在明史研究者中非常独特。曾经有学历史的朋友对本书颇有微词，不过作为非专业人士，这本书已经是对历史极好的剖析，其思维方式更是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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