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历史的视线放远,明末,清末,会发现一部部《万历十五年》仍在上演

MoMo 2021年6月2日09:06:573347

初读此书,是在2008年11月,时令既然是深秋,而大学课程又枯燥无趣,生活缺乏亮丽的重心,身边又没有可共与语的朋友,于是这本书成为那年秋天唯一的深刻影痕。即使在十年以后,我仍会记起翻开书页那个下午:秋风吹过楼道发出低沉的类似手风琴的声音,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斜斜照入,恰好落在略略泛黄的书页上,我像咀嚼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品般平心静气阅读书页上的每一行文字,明明是历史研究类作品,却有文学作品之优美梦幻,这令我疑惑之余又颇震撼:“我仿佛掉入了卡夫卡般的荒诞意境。”

从2008到2018将近十年光阴,我读了五遍《万历十五年》,每读一次,感慨则更深一层,对书中意思,自觉理解更进一步。然而同时,随着思考范围的扩大和人生阅历的增多,对若干问题却愈加困惑茫然,反不比读一二遍后的自信和俯视历史的心态。历史的复杂暧昧远超诸多理论分析和实物考证,一本书即使读了很多遍,但其中的若干疑虑,或许在目睹亲历诸多事情的多年以后才会涣然冰释。

倘若对本书做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不妨可以说作者是通过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来说明当时的制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失败的症结,则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以抽象覆盖具体,当这一原则通行帝国上下,改变既不可能,则失败不可避免。

公元1587年,距离张居正去世已然有五个年头,而对其的彻底清算并未增加万历皇帝的自主和权威,在发现张居正的言行不一之后,朱翊钧很快意识到倒张的文官集团与张先生原来是一丘之貉,为什么贵为天子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庞大的文官集团却可以一边用道德礼仪的名义约束自己,一边却可以阴受贿赂大张私欲?

这种强烈的不平衡感引发了对整体文官集团的不信任感,并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的不合作态度,万历皇帝既然退出,又在立储问题上迟迟不决,则文官集团的分裂在所难免,文官集团既然分裂,张居正改革下场殷鉴不远,申时行式的调和于事无补。而戚继光于此年去世,意味着军事的改革即使在表面上的局部调整也成泡影。海瑞的离世,留下的困惑再也不会引起官员的深层次解决。如此看来,公元1587年,实在是个重要的年份,以万历的退出为点,一步一步步履不稳,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最终坠入不受控制的深渊。

为什么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要靠抽象的道德礼仪而非具体的法制技术?这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是天意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维持帝国统治的中坚力量是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读书人,而不是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稳定呆板的自然经济不需要过于复杂琐细的条文明细。帝国上下,即使使用粗线条的道德化管理,出于历史惯性和惰性,也能保持稳定,而稳定,正是帝国之需要。

我在读《万历十五年》时,常觉窒碍郁闷,为什么万历皇帝年纪轻轻,就充当了活着的祖宗?为什么以张居正之睿智,死后竟遭阖家清算?为什么以申时行之老到,仍无可避免身败名裂之下场?……觉得他们像在历史的隧道中打转,而这历史隧道却是如此狭隘难行,无论如何腾挪,总免不了被历史的重心所裹挟而缺乏反抗余地。

而历史的重心,恰在制度之缺乏活力,难以产生自我革新自我循环的力量,无数社会力量不被合理组织,而成了积重难返的散沙。

如果将历史的视线放远,明末,清末,会发现一部部《万历十五年》仍在上演,无数失败的大合集循环往复,即使过了几百年,历史的隧道仍然狭隘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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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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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3   其中:访客  3   博主  0
    • 张居正 张居正 9

      该书可读性和学术性兼顾。用张居正申时行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讲思想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见解深刻清晰。当然本书据说在学术界争论较大,宣扬所谓中国倒退论,先有结论,然后再填充素材,不利素材被抛弃,不知真假否?

      • 张居正 张居正 9

        我對明代的了解,基本上是通過看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得來的,通過一篇當年明月的訪問我得知他小時候也看過《萬曆十五年》,這就是我想看此書的原因,兩本書配合一起看效果極佳!
        此書原版的書名叫《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乍看之下,1587年的大明王朝確實沒什麼significance,但通過作者的抽絲剝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1587年發生的看似無甚關聯的一些事產生的蝴蝶效應導致大明的衰亡。作者認為,制度的不良甚於個人的過失,長期的道德淪亡,維護落後的農業經濟、不願發展商業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内由先進的漢唐演變為落後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這觀點放在出版四十年後的今天也並不過時。

        • 张居正 张居正 9

          本书对明朝的衰落进行了深刻反思,王朝治理中的痼疾显而易见:一是道德治国的高度形式化。实际运作的“潜规则”与之明显相背离,简单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治理体制上弥漫着虚伪与分裂的气氛。二是治理体制的随意性与模糊性。在官员选任、政绩考核、经济管理、军事建设等重要领域,职责不清、主观臆断的现象屡见不鲜。三是重人文伦理、轻技术革新的整体倾向。与高度发达的人文社会成果相比,技术进步上的革新严重滞后,且缺乏必要的生长土壤和空间,使得明朝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制度革新方面日见疲态,最终在历史兴替的浪潮中走向没落。
          知古鉴今,从对道德治国高度形式化的反思,可以推导出当下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必然性;从对治理体制随意模糊的反思,不难得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从对轻技术革新之沉重代价的反思,显见当前技术变革和制度创新的关键性。史镜高悬,其训朗朗,这或许就是本书最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