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撕开她的衣服比撕开她本人更痛的小女孩。

MoMo 2021年6月7日08: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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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喻的疼痛:反欲望的绝望抗争

小说开篇,用唇语比喻堆砌的高雄港迷人景观,透露了少女们“向美向善”的审美取向和对于语言的天然倚重。在失语环境下迷恋话语,是言说欲望和青春悸动向文字世界的移情。似乎任何眼前的寻常,在被修辞语言转化为精美比喻之后,都会迸发出让少女们感动的精神力量。这是她们发现生活真善美的一种手段,也是对文学诗意远方、疗愈自我的一种信仰。然而,当如此稀有而珍贵的敏感最后却只能和语言无法接近的暴力纠缠在一起,进而演变成文本中蔓生的比喻时,一种无以复加的撕裂感和绝望感透过文字扑面而来。

“不是她爱慕文字,不想想别的,实在太痛苦了。他脑中开始自动生产譬喻句子……”
“思琪的视角切换,也突然感觉不到身体,她发现自己站在大红帐子外头,看着老师被压在红帐子下面,而她自己又被压在老师下面……”
“呼叫声蜂拥出脏腑,在喉头塞车了。没错,就是这个感觉。……灵魂要离开身体了,我会忘记现在的屈辱,等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又会是完好如初的。”

正是这种冷静的绝望,让思琪把自我割裂,在暴力发生瞬间从最痛苦的当下体验中解离出来,假装被魔鬼压在身下的是另一个人。她强迫转移意识,去观察周围的一切,靠生产完美的比喻来消耗噩梦的时长。整整五年,类似的“自习”体验虽被文本隐去,却和那无处不在的比喻时时勾连,提示着读者,每一个精妙绝伦的比喻,都是对受害细节的无限反刍。只是为了幸存下来,才必须用修辞去摄录一帧帧的暴力画面。当少女们发现自我、获取美感的工具,转变为抗争和备忘伤害的手段,施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修辞战争也同时拉开帷幕。

暴力实施的瞬间也是比喻密集爆发之时,本体和喻体的关联赋予施暴者罪恶欲望的文学形象,同时也赋予被害者反欲望的抗争力量。同样是第一次强奸的过程描述,在思琪视角的现场实录——她的日记中只有简短的几句话。

“我下楼拿作文给李老师改。他掏出来,我被逼到涂在墙上。老师说了九个字:‘不行的话,嘴巴可以吧。’我说了五个字:‘不行,我不会。’他就塞进来。那感觉像溺水。可以说话之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 ”。

但在小说文本的叙事重构中,在李国华的视角里,却演变成一连串复叠的比喻集合,暴力镜头在罪恶欲望与拼死抗争的缠斗中变得模糊不清。

“一个撕开她的衣服比撕开她本人更痛的小女孩。啊,笋的大腿,冰花的屁股,只为了换洗不为了取悦的、素面的小内裤,内裤上停在肚脐正下方的小蝴蝶。这一切都白得跟纸一样,等待他涂鸦。思琪的嘴在蠕动: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跟怡婷遇到困难时的唇语信号。在他看来就是:婊,婊,婊,婊。他把她转过来……暖红如洞房的口腔,串珠门帘般刺刺的小牙齿。她欲呕的时候喉咙拧起来,他的声音喷发出来,啊我的老天爷啊。”

这个瞬间,李国华纯欲望式的比喻和房思琪纯自救式的比喻形成了鲜明对比,一边是对于暴行病态般的美化和无餍,一边是遭受侵害时最强烈的绝望与无助。施暴者企图用吞噬一切的罪恶想象和贪婪至极的欲望修辞,将作为抗争主体的被害者整体涂抹,只留下被暴力切割、分离、撕裂的充满了淫欲和诱惑的少女身体部件,以及那无力抵抗又鲜美可口的肉体拼盘,“红苹果皮的嘴唇,苹果肉的乳……”《乐园》正是通过这些不断变化施暴、受暴视角,混杂着罪戾和无望的比喻,用无比精确又自觉辨证的修辞最大限度地逼近了语言之外的血色暴力,同时也努力保护着强奸场景的重现不会再次沦为被暴力视点控制的修辞景观。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思琪式的强暴之后,比喻是不道德的。暴力不仅改变了小说角色的生命,也改变了阅读和文字的关系。修辞语言的审美快感竟来源于无法直视的暴力现场,让文本中的每一个比喻都蒙上了一层暧昧的滤镜。而无论是变态欲望的文字形象,还是被害少女的无助呐喊,都需要叙述者对罪恶情景的不断反刍和精细刻画,也需要阅读者对文字的反复咀嚼和有效转译。这种持续的编码和解码过程在加深感官记忆的同时也倍增着对痛苦和绝望的感知,于叙述与阅读双方都是极大的残忍。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自虐式地为文字及其背后的情绪所吸引而继续其中。作者似乎正是用这种文学的手法、在文学的语境中、用语言本身的离间,来让我们体会到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我背叛,就像思琪最初陷落在李国华的语言和修辞里一样。比喻,由此成为混杂着罪恶、反抗、控制、逃脱、欲望、绝望等多种密码的暴力叙事手段。

四、语境的突围:社会性围剿和谋杀

文本中,房思琪的悲剧——在长时间内持续被性侵,甚至还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愿”,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是她和周围环境共同为自己定义了一个“只能如此”的生存语境。这种觉得“处女膜比断手断脚还难复原”的羞耻和禁忌语境,最终切断了她向外界求助的所有可能。

系列围剿的语境构建,起源于施害者性侵后定义的“强奸者之爱”。这一语境将性侵暴行合理化为一种相爱行为,将犯罪实质虚饰成“方式粗暴”,将主观动机沦转为“你太美”而引发的情不自禁。一如强奸文化里“强暴是爱人间的情趣”、“不要,是女人的口是心非”等诡辩,充分说明李国华的这段“表白”绝非即兴表演,而是十余年未被揭发的童癖性侵经历对于整个社会语境的反复验证,以及因此而强化的对自己话语权力和言说地位的邪恶自信。

不出其所料,当遭遇残酷变故的思琪尝试向四周寻求心理支撑时,文化语境中的性羞耻和性禁忌给出了最无情的回绝。性教育缺失和沟通误解只是表面,更深入的文化潜台词是,“对性感兴趣的女孩不正经”、“破坏家庭的小三很龌龊”、“被奸的女人必然骚”等普遍而顽固的强奸文化观念。作为对照,郭晓奇上网揭发时收到的回复指向明确:荡妇羞辱、小三谴责、钱色交易、宣泄报复等恶俗又泛滥的语言暴力肆虐横行,以至于 “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更可怕的是,老辣的施害者在犯罪之时便已经对善后做了绸缪。不留一丝证据的交往、以爱具名的赠送财物、各种公众场所的刻意留痕,都是在配合“被奸者”控诉时可能遭遇的文化围捕。事态发展无可掩盖时,局外人眼中看到的情景是:一个女孩声声说着“我们相爱”的失恋症状;一种老男人欺负小女孩却毫无证据的猜测;一对试图谈判却被有力驳回的父母;以及一群不知 “性侵”、只以为“在一起”的好友。而此时的受害者无能为力又无所可依,只剩下对自我的憎恨和懊悔。

面对周围语境的多重围捕,绝望的思琪开始在话语中,在文本中,在文学传统中寻求解决之道。“说不出口的爱要如何与人比较,如何平凡,又如何正当?她只能大量引进中国的古诗词,西方的小说……”因为台湾没有浪漫时代,有的只是分裂和被操控的传统,就像思琪,从来也不属于自己,在她被诱奸的那一刻起,就只能在别人的语境里被重新定义。过去被拦腰折断,未来又不可言说,成为她永远回不去的乡愁。

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的携手逼迫,让渴望从外部寻求正当性的思琪再次退回到老师设计的扭曲语境中:上社会新闻,不如演一场不轨悲剧。但肮脏的爱无法消解肮脏本身,罪恶的“魔鬼印记”在羞耻语境的反照之下只会越发闪眼,而暴力在植入丑陋同时也破坏着对于美好的联想,最后只能彻底将自己变成过去的赝品,变成“馊掉的橙子汁”和“爬满虫卵的玫瑰”。文学经典里没有强暴的正义,但有的是低到尘土里的虐爱、错爱与不伦之爱。“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正是情感暴力美学阐释的伟大思想。

最终,在遭遇一次次现实语境的突围溃败后,叙述者还是将救赎的目光投向了文学。为了抵抗痛苦,思琪通过日记记录和批注了所有自体性的伤害,伊纹也鼓励怡婷以书写的方式来粉碎文化层面的围剿。这个“套中套”的自我隐喻,让同为幸存者的小说人物和叙述者找到了伍尔芙式的自我救赎路径,并借用其女性主义本体叙述文法,来对话另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学语境——那就是所有涉及中年男人和十三岁少女爱恨纠葛的文本都无法绕过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屏障。

小说中,无论李国华如何极力营造一种具备宽宥性质的爱的语境,他最后的落脚点都难以跳脱对亨伯特的着意模仿。直到被知晓一切的依婷当面拷问时,他仍然企图用精神分析式的自我剖白将自己的罪行粉饰成一种有着深刻心理创伤的畸恋行为。如果说洛丽塔早已成为一个不道德情欲的修辞符号,那么李国华的最终目的就要是通过欲望化的辞藻迷网把房思琪变成他自己的生命之光和欲念之火,进而将诱奸的罪行降格为道德层面的过错

所以,尽管思琪曾为“自愿迎合”而自辱,谓自己对倒错、错乱、乱伦的爱情,有一种属于语言最下等的迷恋。但她所说、所问、所写之爱却从未包含过丝毫的少女情欲。因而《乐园》的文学救治或语境突围,在于它始终极力地通过“反欲望”的修辞调度来打破一个被文学经典和施暴者定义过的僵化符号,进而在还原一个活生生的“受害者”洛丽塔时,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幸存少女体内的累累伤痕,以及那些不该被欲望修辞遮蔽的非人苦难。

正是这种现实、历史、文化乃至文学语境的社会性围剿,把思琪和叙述者逼入了无人可救的孤绝之境,以文学武器从施暴者意识形态内部去解构社会的病态欲望和伪善诚实,是她们以狡辩对抗狡辩的最后一搏,也是在用部分的死亡交换一种足以对抗邪恶的书写能力和言说权利。就像一场悲壮的个人英雄主义献祭,即便粉身碎骨也要撑持住破碎崩塌的最后一丝信仰。

五、文学的悖论:给生活的最后一封情书

事实上,当思琪开始以“文学之爱”作为合理化心理防御的“甜柠檬”,宁愿悲情地深陷于一段不论畸爱,也不愿变成被人唾弃的“脏女孩”时,她所有痛苦的重心就已经从性侵转移到“不得不爱”之上。但是,这个不得不爱的理由,却是寄希望于李国华确实是一个热爱和懂得文学的才情之人。她们本来就因为信仰文学而倾慕老师,也只有文学才可能让他们产生真实的精神共鸣。但显然,这样的理由从来也永远不会存在。

《乐园》文本虽然对李国华文学盗贼和语言收集癖的本质进行了可谓充分而直白的揭露。但这种罪恶本质的显露和勘破,却绝非如文字描述般一目了然。它隐藏在文本被打乱的叙事时空里,伴随着思琪文学造诣的自我精进,以极端而单纯的合理化“迎合”为代价,体现于至少两年“无人修改却依然会写的作文”中,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直到李国华毫不迟疑地用“娇喘微微”四个字来将女性的灵气和下作的肉欲粗暴等同,对文学国粹赤裸而轻蔑地亵渎时,思琪才真正认清其无法直视的粗鄙和猥琐,才最终从他散播的伪文学迷雾中清醒过来。

当看破一切,思琪开始发笑,开始感到快乐。她忍耐了那么久,似乎就是在等待一种痛苦的成长,等待一种辩驳和揭露的能力。就像那一次即便被困于自尊,即便在难以忍受的痛苦解离中,仍然会本能般指出李国华文字游戏里关于“温柔乡”的低级错漏一样,她终于可以故意地责难提问,可以在心中打落禽兽的冠冕,然后用最强的聚光灯穿透他的巧言令色,揭穿他从未超出过教育部必读文章的所有文学经验。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她才能真正地为她所热爱的文学正名,才能重新拾掇起被践踏的自尊,以俯视的姿态将禽兽永远隔离在精神乐园之外。原来,《乐园》文本中所有对于语言和修辞的精准把控,都是为了将李国华的暴力和叙述者所热爱的文学做一个彻底的隔离,用真正的文学语言证明他不过是一个假手文学伪饰罪行的魔鬼。他的虚张声势和忘我演出都只是淫邪欲念的开场白,而他的话语只会“本能地在美女面前膨胀,像阳具一样”。

然而,不论房思琪如何与叙述者联手去揭露李国华的龌龊与罪恶,在《乐园》的文本世界里依然没有人能够制裁他,他依旧是辉煌而丰硕的高雄大楼里文学和话语的代言人。更痛绝的是,无论她们如何联手去极力地维护文学的尊严,最终也没能从施暴者手中抢回修辞的权力,房思琪还是被李国华用绝对的暴力捆绑、压缩成了一个用以恫吓和威胁的比喻,一个丧失了灵魂归位能力,撕裂了句子的生产线,没有主体情感和生命意志的死亡隐喻——“螃蟹思琪”。

一场精心设计的暴力重现,一场极力抗争的绝望书写,在一次次语言和修辞的对决中,在短暂而象征性的胜利后,依然疯癫在了叙述者拼死挣扎的暴力语境中。被无情碾压的受害者在最后的歌舞升平里消失了视野,成为胜利者餐桌上随意品评的一道红烧大鱼,“带着刺刺小牙齿的嘴欲言又止,眼睛里有一种冤意”,彻底而永远地失去了申辩、言说和对话的权力。

从把文学当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到被文学化的邪恶手段所诱骗;从利用文学的修辞来使自己幸存,到使用文学的较量来揭露罪恶;直到最后以文学的书写进行抗争和自赎。文学,从来都是《乐园》里最核心也最纠结的斗争场所。然而,就像一个被爱伤透的痴情者,作者对于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控诉罪恶或自我救赎终究没有信心,甚至对书写这种文学行为本身也怀有深刻的质疑。因而尽管怡婷最后被鼓励应该写一本生气的书,让世人“不必接触,就可以看到世界的背面”;尽管思琪写信告诉伊纹也勉励自己,“书写,就是找回主导权,写下来,生活就像一本日记本一样容易放下”。《乐园》最终也没有为思琪提供任何获救的契机。

被暴力改变的命运无法重来,人们对于他人的苦难没有想象力,也没有记忆力。思琪三人终究还是在绝望无助的文本现实中动摇了对于文学的信仰,开始质疑它是否从来都只是巧言令色的无能为力,而沉迷其中只能让人们在面对现实的残酷侵袭时更易受伤也更易被辜负。最后,目送伊纹离开的怡婷用一句话总结了她对文学所有的信仰、质疑、热爱与伤痛。

“衰老、脆弱的原来是伊纹姊姊,而始终坚强、勇敢的其实是老师。从辞典、书本上认识一个词,竟往往会认识成反面。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不得不爱,又无法去爱”,是《乐园》结尾处透出的最后一丝遗音。它就像它的叙述者一样用矛盾而决绝的自我解构方式,将自己精心布置的一系列反抗揉碎、撕扯、摧毁,把所有那些暴力的美学修辞和青春的残酷物语,那些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欲救无望的语言情绪,统统地消解在一次不懂文学、戏弄文学的“完满欢宴”中,而那些代表着文学真身的少女们则像是一种被社会遮蔽、抹杀和消除的远古记忆,永远地消失在暗黑的阴影里。

如果说文学的反抗终究是一次自我诡辩式的绝望和徒劳,伤痛和暴力才是生活最为真实的原貌,那么在无能为力的残酷面前,在文学和依旧热爱它的人面前,《乐园》在经历了牢记和放下的反复挣扎之后,还是以最大限度的忍受拥抱了那一份无法分享的痛苦、分裂和羞耻,并通过也许太细了的工笔让一个虽然支离破碎却依旧饱含着爱与深情、伤痛与折磨、高傲与脆弱的女性幸存者形象获得了某种公共性和传播性。尽管这种公开传播也很残忍,但只要它还能够提醒人们“在这个伪善的世界里,生气才是美德”,它就依然拥有舍己而醒世的意义。

又或者,《乐园》本就是一个受了伤害又发现真相的人在绝望中写给生活的最后一封情书,它既关乎于罪,又关乎于爱,既有着千疮百孔的真心,也有着百折不回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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