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说：“如果可以不用这样辛苦也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那我希望你别去经历和承受。”
我想说：生活就是接连不断的苟延残喘。
那个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文革抓反动派、大字报游街批斗，还有水灾、饥荒、抄家、腐陋的观念当道，许三观一家在这样动荡的环境下奋力经营着每一天。他卖血，从建立他的家庭开始，用卖血钱换取各种所需：
“小笼包子两角四分，馄饨九分钱，话梅一角，糖果买了两次共计两角三分……，总共是八角三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这是许三观的第一次卖血，储得了娶妻的资本，把貌美的油条西施迎进了门。
方铁匠的儿子被一乐砸破了脑袋，在医院等着许三观补偿医药费救急。许三观说那不是他的儿子，算账去找亲的爹去算。他看着那笔账最后算到妻子头上，看着方铁匠找人将家里省吃省喝十年一点点积攒起的家用被搬走。然后在教训两个儿子长大后要如何报复何小勇的女儿，并且获得了满意的答复后，他又去献血了。
他还完钱回到家卸货的时候说，“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人只有被逼上绝路了，才会有办法。没上绝路以前，不是没想到办法，就是想到了也不知道该不该去做。”
为了掩饰对林芬芳发泄私欲之后的愧疚，他卖血给她买了十斤肉骨头、五斤黄豆、两斤绿豆、一斤的菊花。
大饭堂兴起又关门之后，荒年接着来了。一家人喝了五十七天的玉米粥，他说要继续去卖血，不然苦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我感受着那一个个具体的数字，他就像在说着，他身上的血大概是值着什么样的物品多少重量的价钱。两碗血卖三十五块钱，花五块多钱能给林芬芳买上十几斤的补品，花二十一元可以给全家每个人做新的棉袄，能去胜利饭店吃上一碗面条……血比劳力活使的力气值钱多了。
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来钱的源头就只有一个，就是粗针头下、紫血管上，以均匀速率被抽出来的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许三观就不停地抽血。他劝别人吃炒猪肝，要休养足三个月，而他为了救一乐的肝炎，一路在六个地方上岸卖血。
他知道一乐不是他的儿子，他把一乐赶走过让他回去何小勇那里叫他亲爹。他上次卖血换完钱后给一乐五毛钱，叫他自己买红薯吃，不准他跟着一起去胜利饭店吃好几块一碗的面。
后来，林浦居民看到年近五十岁的他坐在石阶最下面一碗一碗喝着冬天寒冷的河水，一次次打哆嗦，知道他喝水是为了卖血后，问他为什么要卖血。
他说，一乐病了，病得很重，是肝炎，已经送到上海的大医院了。
有人再问：“一乐是谁？”
他说一乐是他的儿子，只要他一路卖过去，儿子治病的钱就有了。
有时候怎么看许三观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市井之民，爱计算计较，有不愿容忍的事情便置气，用低俗的手段来反击。考虑自己的感受，自私，没有什么大仁大义，不到必须低头的时候不低头。
但我又看着他最后还是不忍心把一乐抛弃到寒天冻地，不忍心看着家里的物件被一一掏空，不忍心让家里一直吃不饱，不忍心让一乐没钱治病。于是你知道这个人，不失责任心和良心。
这就是那个年代里最真实，最接地气的那类人。承受着一切生活的重担，但又具备着很强的耐力。就像他的妻子许玉兰，对于困苦的生活从没停止过抱怨，但也将该做的做了，该顾的顾好了，缝缝补补，油盐柴米。
你要看完了才知道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完整的个性，昏暗也好，闪光也好，它是时代的缩影，所以绝非能就在某个单一方面言以蔽之。就像爸爸，言语上显得刻薄冷漠，偏是要用那样听起来不好的语调去表述，扮演沉默不理的角色，可他却是最管我们死活，最怕我们不幸福的人。
我想起了《新喜剧之王》里面如梦的爸爸，虽然行为表现都有点夸张，但那个就是最真实的，很多人的爸爸的样子。会讲你有点难听的话，会很严厉地拒绝倾听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用他们以为是对的方式尝试强制你。但也会偷偷支持你的梦想，偷偷去设法铲除你路上的坏人，偷偷在灯光照不到的地方为你经历过的所有的跌撞失声痛哭。
要理解这样的爸爸，就要理解爸爸是从怎么样的环境下走过来的，遭受过怎样的困苦的重压，经历过怎样的挫折，怎样一步步熬过来，又一步步费心建立和维护好一个完整的家庭。
可能在他们的曾经一切艰辛的付出面前，语言算不上有份量的东西。说话不是体力活，卖血卖力搬砖卖命才是体力活。在这一点上，完全不需要质疑爸爸的价值观，他是对的。
所以，我们这一代，没有被生活狠狠地蹂躏过的人，想要在表达上获得爸爸更多的正面支持，我觉得要做出努力的是作为儿女的我们。
何以有资格说自己在苟延残喘？卖血了吗？
卖血的人就配得上说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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