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里面写的东西都似曾相识

MoMo 2021年5月26日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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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心中的排行榜上,有两部小说并列第一。一部是《红楼梦》,一部是《围城》。第一次读《围城》是在上中学的时后。书是邻居搬家后留下的,灰蓝色的封面上只写着围城,钱钟书五个字,非常不起眼。可我居然 鬼使神差地打开了它,从此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当时读这本书其实什么都没读懂。只是仗着青春期少年对语言天生的敏锐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书中那些“精致的淘气话”。如今想来,就如被方鸿渐嘲笑的外国人,把整磅的茶放在一锅子水里,到水烧开,泼了水,专吃那叶子。不过在当时,《围城》(里的这些连珠妙语)成了我随身携带的游乐园。我的脑子自说自话地练就了一个技能,它会把我看到听到的一切,自动地和《围城》里的句子关联起来。比如,老师上课,我发现居然用的是通用教材,我便想到,这个 老师显然离名教授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他还没达到著作当讲义的阶段。听见男同学和女同学斗嘴,男生忿忿地说,好男不跟女斗,我是让你三分。于是我脑中自动注解:他说的三分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是天下只有三分明月的三分。大街上看见穿着热裤露脐装的小姐姐们在挑选熟食,我想她们这是在同业考察,又想到自己正在瞻仰局部真理,千万不能错过学习的机会,于是目光也就有了底气。据说快乐需要分享,可我从不把这些心思说与旁人,独自享受着只属于我的快乐。只是有一次犯了错误,老爸问我还会不会再犯,我本来一脸诚恳,双眼含泪,说那不会那不会。突然想到赵辛楣问方鸿渐孙柔嘉会不会未婚先孕,

鸿渐没料到辛楣又回到那个问题,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不料已经转到头上,轰隆隆投弹,吓得忘了羞愤,只说:“那不会!那不会!”同时心里害怕,知道那很会。

实在忍不住,噗嗤笑出声来,结果讨来一顿好打。这个账我自然不会和钱先生算,但作为过来人,我想提醒一下读《围城》染上“痴气”的小伙伴们,闷声大发财,没事偷着乐。

一直以为自己对《围城》已经足够熟悉了,不会再有兴趣翻开它重读了。可最近在读了一连串外国文学之后,想换换口味,最终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围城》。大概是对书中的噱头足够熟悉,这次重温,我拍案捧腹的次数少了,惶恐感慨的时候多了。

《围城》中大概只有两个半正面形象。男神自然是赵新楣,女神无疑是唐晓芙,男主方鸿渐只能算是半个正面,因为他“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剩下的角色无不丑态百出。之前读书,最爽快的时候,无不是读到方鸿渐用尖刻的言语把他们的丑态,一一揭穿的时候。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李梅亭秀名片:

李先生回房开箱子拿出一匣名片道:“这不知道算得证件么?”大家争看,上面并列着三行衔头:“国立三闾大学主任”、“新闻学研究所所长”,还有一条是一个什么县党部的前任秘书。这片子纸质坚致,字体古雅,一点不含糊是中华书局聚珍版精印的。背面是花体英文字:“Professor May Din Lea”。李先生向四人解释,“新闻学研究所”是他跟几位朋友在上海办的补习学校;第一行头衔省掉“中国语文系”五个字可以跟第二三行字数相等。鸿渐问他,为什么不用外国现成姓Lee。李梅亭道:“我请教过精通英文的朋友,托他挑英文里声音相同而有意义的字。中国人姓名每字有本身的意义,把字母拼音出来,毫无道理,外国人看了,不容易记得。好比外国名字译成中文,‘乔治’没有‘佐治’好记,‘芝加哥’没有‘诗家谷’好记;就因为一个专切音,一个切音而有意义。”顾先生点头称叹。辛楣狠命把牙齿咬嘴唇,因为他想着“Mating”跟“梅亭”也是同音而更有意义。

当时对李梅亭这个猥琐吝啬的老色鬼鄙视到了极点。可如今重读,我居然在老色鬼身上看到了闪光。他那只大铁箱虽然狼坑,但的确是干货满满。赵新楣说:有了上半箱的卡片,中国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有了下半箱的药,中国人全病死了,李先生还可以活着。虽然是讽刺,但未尝不也是事实。后来李梅亭勾搭妓女王美玉的桥段,之前看了直泛恶心,如今觉得出门在外,有个老司机,也不错哦。至于读到三闾大学里,衣冠楚楚的教授们拉帮结派,互相倾轧我似乎也能报以一丝无奈的宽容。

毕竟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坐位总有人来坐。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着不会肚子饿,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

既然我已经能够包容书中的小丑,对于书里的大神,自然也有了新的看法。

自从认识了唐晓芙,她便成了我衡量女孩的标杆。我并不会按图索骥的去测量眼前女孩的酒窝够不够标准,研究她的牙齿够不够漂亮。只是在脑海中回味一下她有没有唐晓芙那样的气质。结论当然是没有,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唐晓芙拥有的究竟是怎样的气质。如今我发现唐晓芙的美,并不是她主动表现出来的。她的美来自于她的无为。作为方鸿渐的众多交往对象,她没有耍过一点手段,也(几乎)没有违拗过自己内心的想法。钱先生为唐晓芙耗费的笔墨并不算多,单独把她和方鸿渐的恋爱故事拿出来看的话,肯定平淡无味。但是,在苏文纨费尽心机向方鸿渐索吻的时候,在范小姐装腔作势借剧本给赵新楣的时候,在孙柔嘉千方百计透露出被陆子萧追求的时候,唐晓芙的可爱跃然纸上。同样的,赵辛楣的一切魅力都来自于他的不争。赵辛楣刚出场的时候是一副乌眼鸡的嘴脸,处心积虑要方鸿渐难堪。这完全是因为当时的赵的心里有着苏文纨这个执念,当他放下苏文纨后,整个人顿时就完美起来。可当他遇到了汪太太,心念一动,完美的形象就不复存在了。正所谓无欲则刚,人一旦有了欲念也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

所以说,被小伙伴们骂惨了的方鸿渐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物。他想努力成为唐晓芙和赵新楣,但天生没有那么优越的条件。他的年纪不允许他像唐晓芙那样站在社会的外边隔岸观火,他的家世和能力,又没办法为他竖起一道赵新楣那样的防火墙。他和其他人一样在滚滚红尘里挣扎,拽了别人的脚脖子,自己的良心隐隐作痛,手要是松一松,又立马被别人踩上一脚,呛个半死。但是方鸿渐还是有自己的坚持,三闾大学这个浆糊桶不捣也罢,华美新闻社姓了汪,情愿在家吃软饭。我想,大家尽可以说方鸿渐没用,但千万不要把高年松的世故,韩学愈的阴险认作有用。其实,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没用的,有用的只是附加在他们身上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而已。

读者是如此钟爱《围城》,但《围城》却不是为读者写的。杨绛先生说:

自从一九八〇年《围城》在国内重印以来,我经常看到钟书对来信和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或是诚诚恳恳地奉劝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客客气气地推说“无可奉告”;或者竟是既欠礼貌又不讲情理的拒绝。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对一位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先生自己在《围城》序言里说: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不过,近来觉得献书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己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杨绛先生说钱先生写《围城》平均每天写五百字。据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时也是“一天至多写五百字”(艾珉《包法利夫人 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但和福楼拜四处征求意见不同,杨绛先生尽管是在第一时间读到《围城》的手稿,但是“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可以说《围城》自始至终都是钱先生一个人的《围城》,他和妻子分享,但并不让她参与其中,当然更不会献给她,遑论读者。

作为读者,能够得以一睹《围城》的风采已是万幸,称赞、批评都不是我们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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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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